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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史】中轴线与广州:千年城脉此中续 多轴并存向未来

发布时间:2024-12-20 09:28:42来源:

广州城市新中轴线(羊城晚报资料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周欣怡 何文涛 通讯员 任海虹

“中轴线”好比城市的“脊梁”,体现一座城的精神文化内核。2024年7月,“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再次引发国人对“中轴线”这个话题极大的关注。

与北京遥相呼应,岭南历史文化名城广州也是一座“中轴线之城”,在云山珠水间孕育出了三条南北向的城市中轴线,形成三轴并存、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独特城市风貌。

其中,广州古代传统轴线是中国古城中轴线历史延续最长的案例之一,2200余年来不偏移、不断代,“千年城脉”令人惊叹;广州近代传统中轴线则伴随着城市近代化进程出现,串联起一系列重要地标,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见证;新中轴线标志着广州进一步迈向现代化新都市的转变。

广州与三条中轴线,共同讲述了一个怎样的岭南故事?羊城晚报记者实地探访,并请教一众文博专家和建筑学者。

岭南名城 择中而建

走进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来到南越宫苑馆二楼室外展示休闲区,“老城市新活力——广州城市传统中轴线历史文化展”正在这里展出。入口处醒目地矗立着一个打卡装置——“我@广州原点”,确实,南越国宫署遗址不仅是广州古代传统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还对广州城市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灶新介绍,“从目前文献史料和考古出土文物显示,秦汉时期南海郡尉任嚣和赵佗所筑的番禺城,是最早的广州城。2200多年来,广州城城址未移、中心无改,一直以如今南越国宫署遗址所在的地点为中心。城市虽然不断扩建,但现在的北京路一直是古代广州城市中轴线,2200多年未偏移、未断代。”他认为,这便是中华文明“择中”思想的体现。

“中”的意识来源于古人对天地宇宙的观察和探索,他们要确定“中”,才能规划出整个宇宙。这套理论形成后,被用来指导社会运行,包括择中立国、择中立都、择中而治等。“择中”理念是古代城市中轴线形成的基础。城池的主要建筑如宫殿、衙署、庙宇等,通常都位于中轴线上或紧邻中轴线,城市空间布局左右对称,严谨而有序。

“如果说北京中轴线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那么广州古代传统中轴线则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理想地方秩序。”李灶新进一步阐释,“广州曾短暂地成为南越国和南汉国两个地方政权的王宫所在地,它具有作为都城的空间格局,更多时间则是历代郡、州、道、路、府等地方官署所在地。这也使得广州古代传统中轴线具有明确的政治文化内涵。国家对地方的管理,以及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对下辖范围的管理,就是通过中轴线及官署所在的位置来体现秩序。”

广州古代传统中轴线和近代传统中轴线(资料图)

古代中轴 礼制权威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施瑛认为,历史城市中轴线体现出一种基于权力的秩序表达,是统治者对宏大纪念性格局的追求,也是出于仪式的需要。“在古代都城,要彰显统治者的威严,围绕中轴线进行路网设置和建筑布局,更有利于迎接战后凯旋,及进行皇帝祭天、百官朝觐等仪式使用。”

作为广州城两千多年的中轴线,今日北京路上的古老与厚重仍清晰可见。漫步在北京路步行街,千年古道遗址和千年古楼遗址,吸引一众市民游客围观驻足——透过地面上的玻璃钢罩,可以看到地底自唐代直到民国时期叠加在一起的共十一层路面,以及宋代至明清时期共五层的拱北楼建筑基址。

学者研究表明,拱北楼作为广州古代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也是权力的象征,与古代礼制思想息息相关。拱北楼的前身是唐代的清海军楼。唐代广州城是清海军节度使治所,唐末天祐三年(906年),清海军节度使刘隐开始扩建广州南城,命人凿低南门两侧的番山、禺山,在朝南的正门上建清海军节度使楼。刘隐之子、南汉国主刘龑后来则将其改建成“双阙”,彰显王权。

北宋时,双阙改建为双门城楼,下为门,上为楼,俗称“双门”。该楼雄伟壮观,在高高的城墙下,商铺成行,所以北京路中段一带又俗称“双门底”。双门城楼在元代被毁后,明洪武七年(1374年)重建,才改名为“拱北楼”,并将造于元延祐三年(1316年)的铜壶滴漏置于楼上。这座漏刻是中国现存最大和最完整的古代计时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当时肩负着为广州城报时的功能。有司壶吏每天负责管理铜漏壶、时辰香,全城以此作为标准时间,拱北楼也因此被称为“谯楼”“鼓楼”。

由此可见,无论是整体格局,还是节点设置,广州城作为封建王朝统治南部的政治中心,当权者通过城市中轴线来彰显权力的合法性,在中轴线沿途建起官署衙区、“双阙”、拱北楼等建筑,强化王权或地方政权在城市中的威严。

近代中轴 有意为之

进入20世纪,民国以后,广州城开始了拆城墙、开马路等一系列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逐步向近代化中心城市迈进。来自西方的现代城市观念和理论,成为广州城市形态发生巨变的基础,城市中轴线的位置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朱晓秋看来,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之后进行的大规模市政建设,使全市的面貌焕然一新,“街道宽阔,交通方便,为广州进入近代化都市的行列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民公园、中山纪念堂、中山纪念碑、海珠桥、市府合署大楼相继落成,北连越秀山上的镇海楼,一同形成了一条纵贯南北的近代城市中轴线。

朱晓秋认为:“受西方观念影响,近代广州出现了城市空间布局理念,近代城市中轴线的形成是有意而为之。这就不得不提到当时从事市政管理的一批人物,如孙科、林云陔、程天固及刘纪文等人。他们大多留学归国、学有专长,是建立广州市政制度最关键的人物,其执政理念对中轴线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孙科为现代广州的城市革兴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确立了广州新的市政体制,开创近代中国城市独立管理体制的先河。其次,便是开展大规模的城建活动,使近代中轴线得以成形。

值得一提的是, 广州近代中轴线与北京中轴线还有一段不解之缘。受时任广州市市长孙科邀请,美国建筑设计师亨利·茂飞曾参与主持广州的城市规划。“他本人就是北京中轴线的一名忠实‘粉丝’。”朱晓秋介绍,茂飞将北京城视为理想中国城市的样板,也将紫禁城的轴对称理念应用到广州的城市规划中。

理想城市 见证历史

在近代中轴线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事件,其一是孙中山逝世后进行的一系列纪念举措,其二是市府合署大楼(今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的选址和落成。

中山纪念堂的选址在孙中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时的总统府旧址,富有纪念意义;而中山纪念碑则选址在越秀山顶,与中山纪念堂遥相呼应,共同构成广州城市的重要历史纪念空间。这样,距离茂飞等人提出的以第一公园(今人民公园)为中心构建一条城市中轴线的设想又近了一步,令广州近代中轴线初见雏形。

在朱晓秋看来,广州市府合署大楼的选址确定后,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民国早期广州的理想城市构想,“市府合署大楼的选址与城市中心高度相关,它落成启用以后,近代中轴线才真正连成一体”。

民国初年,广州的行政机构仍沿用旧的县署建筑办公,由于政府各机构分散,办公效率受到影响。1929年,时任广州工务局局长的程天固在考察西方市政建设后,力倡建造市府合署,即把市政府多个行政机关合署办公之意。

市府合署的建设主要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而合署选址则奠定近代广州城市中心的基础,近代中轴线的格局也得以强化。选址原本定在惠爱中路的原法国领事署(南越国宫署遗址处),后经广州市政当局多次研究商议,最终改用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的北侧地块。程天固在1929年发出的《提议在中央公园后段建筑市府合署案》中描述该址:“北达观音山(今越秀山),南临模范马路(原维新路,今起义路),将来铁桥完成(即1933年建成的海珠桥),更可直通河南腹地。东西大路纵横,形成网状,全市交通咸集中于此。”可见其处于城市政治、交通中心地位。

多轴融合 引领未来

随着城市化迅速推进,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城市中心区也逐渐东移。21世纪初的广州城,逐渐出现一条贯穿火车东站、天河体育中心、珠江新城、广州塔、海心沙直至珠江口等地标的城市新中轴线。

在施瑛看来,现代城市中轴线往往代表着经济、交通、文化等多重资源的叠加,承担更多现代化城市公共服务功能。他说:“对现代城市而言,正南正北、严格对称的空间秩序逻辑也不再成为第一标准,出现了更多更灵活的城市空间形态。为了适应城市的地形和经济的发展,单一的中轴线也向多条城市中轴线发展。”

如今,广州城市依然在向东、向南北拓展。老城区的古代轴线与近代轴线是广州城的根脉,代表了历史文化名城底蕴和开放、包容、务实的广州精神;珠江新城中轴线则彰显着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底气,以及面向世界的开阔胸怀。相信广州将在多条中轴线的融合、互动中,呈现出更加多元、开放的发展态势,迈向未来。

访谈

朱晓秋(广州市博物馆副馆长)

中轴线迭代与守住根脉并不矛盾

羊城晚报:广州古代中轴线2200多年来不偏移、不断代,放眼国内外都实属罕见,为什么会出现此现象?

朱晓秋:从地理空间来看,古代广州选址于珠江边的一块天然台地,其城市范围的边界随珠江北岸不断迁移而变化,并巧妙利用地势差、番山、禺山等环境因素,逐渐形成了一条从北到南、依山入海的城市中轴线。

其次,广州是个重商的城市,具有悠久的商贸传统。自唐宋以来,人口大量南迁,广州开埠发展海外贸易,晚清更是唯一的通商口岸。近现代“广交会”的设立,进一步巩固了广州的商业地位。

这条古代中轴线上,北部为府衙区,南部为商贸市井区,体现出“以北为尊”的文化观念。广州重商与崇文传统深深影响了中轴线两侧建筑的布局:古城中轴线周边丰富的商业空间、双门底一带的书坊、古董市、花市,展现了广州人重商务实的性格。围绕中轴线还形成多层次书院群落,成为广东乃至岭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

千年以来,种种资源都在北京路一带持续叠加,使其成为集官道、商道、文道于一体的步行街,也是广府文化源地、千年商都核心。

羊城晚报:广州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三条南北向的城市中轴线,未来还可能有新的轴线出现,这很有意思。

朱晓秋:随着时代变迁、城市空间不断拓展,中轴线就会出现迭代。你看,广州近代中轴线的位置处于古代中轴线西侧不远处,一方面是城市拓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受到民主革命中“破旧立新”观念的影响。民国时期主导市政建设的一批官员深受现代城市建设理念的影响。这种观念不仅影响了广州城市空间规划,还影响了包括中山纪念堂、市府合署大楼、中央公园等建筑物的外观和结构,这些城市地标逐渐落成,才慢慢形成了一条有别于古代中轴线的近代中轴线。

到21世纪初,广州又出现了城市新中轴线。中轴线的迭代发展,也是一座城市发展史的缩影。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城市中轴线的“迭代”?

朱晓秋:虽然中轴线出现迭代,但广州的传统中轴线与现代中轴线是并存的,传统并没有消亡或被废弃,这基于大家对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意识的提高。

民国市政建设时期,拆城墙,修马路,当时的官员还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大拆大建,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很多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没有了。城市建设者和管理者在不断反思的过程中,对文物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州相关机构对中轴线的认知越来越清晰,并没有让传统中轴线没落。

近年来更是不断地在传统中轴线上叠加时尚的、潮流的元素,保持它的活力来吸引更多年轻人、外地人。如今的北京路古老与现代交融,美誉度和吸引力不断提升,成为市民游客游玩打卡点,释放发展新活力。

去年,《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广州市传统中轴线(近代)保护规划修编(2021-2035年)》正式公布,提出街区内以文化创意、旅游悠闲等功能为主,保留传统特色商业,促进文商旅融合发展等。这些举措都表明,传统中轴线上的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正在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守住根脉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太重要了,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中轴线迭代、城市更新才会更有底气、有生命力。

延伸

中国人有多爱“中轴线”?

中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与建筑群规划布局的重大特色。潘谷西主编的《中国建筑史》指出,“世界各国,唯独我国对此最强调,成就也最突出”。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城市中轴线最早出现于山东曲阜市鲁国故城遗址。该城始建于两周之际,宫殿区“择中而建”且大小城圈呈“回”字形布局,全城即设有中轴线,三面城墙各辟三门,市场位于宫殿区北部。

春秋战国时期重要文献《周礼·考工记》中,有“王城制”对都城的建设做出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有学者认为,曲阜鲁城应是《周礼·考工记》所载理想都城规划的原型。这种有明显中轴线的城市空间组织手法,逐步成为中国历朝历代都城和许多省治规划建设的城市原型。

以汉长安城为例,其皇宫是未央宫,位于城南,此外在东、北、东北还分别建有后妃居住的长乐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北部则是都城的主要市场——东市和西市。宗庙与社稷分别位于未央宫东南和西南,反映出“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特点。未央宫总体上以前殿居中布置,符合“天子中而处”“王者必居天下之中”观念。

曹魏邺城(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和河南省安阳市北郊一带)首次将中轴线对称布局的方式由宫城建筑群扩展到整个城市,这一创新不仅体现了古代城市规划的严谨性和对称性,更彰显了王权的至高无上。这一手法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布局产生重要影响。此后,北魏洛阳城、南朝建康城(今江苏南京)等都城都继承了这一规划思想,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城市中轴线的布局。

隋唐以后的都城,基本都采用东西对称、南北向的中轴线的布局,这也是上古以来都城建筑注重方正、中心等建筑传统的延续。如今,除了北京、西安、南京、洛阳、广州之外,开封、杭州、成都等城市也保留着古城中轴线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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