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2023财政年度即将在9月30日终止，陆续返岗的两党议员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灾难性立法月”。

　　由于拜登政府的新财年预算案在提交给国会半年后仍未获通过，可能发生的政府“关门”不可避免地又成了舆论热议话题。

　　21次前车之鉴

　　目前，白宫正敦促国会通过一项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的被称为“持续性决议”(Continuing Resolution - CR)的短期拨款法案，以避免政府在10月1日新财年开始之前因无钱运转而陷入“停摆”，同时也为推进“更广泛的支出法案”争取时间。

　　“更广泛的支出法案”，指的就是拜登政府3月提交的总额超过6.8万亿美元的2024财年(今年10月1日至明年9月30日)联邦政府预算案。

　　按理说，国会有足够时间赶在2024财年开始前对这一预算案做出处置。

　　但由于美国两党早已习惯将财政问题变为党争筹码，每个财年的预算案往往都要拖后两三个月，也就是到当年12月时，才会在复杂激烈的讨价还价中尘埃落定。

　　在此过程中，政府在即将无钱可花时，必须依靠国会两党零打碎敲的“持续性决议”才能勉强维持运转，避免关门。

　　而当“花钱”问题和大选前的党争扯上关系时，猜猜会发生什么？

　　据美国无党派组织“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介绍，当议员们无法在本财年结束前就新财年拨款达成一致时，国会甚至会通过多个“持续性决议”来为政府提供资金。

　　例如，2000年大选前，美国国会两党就曾围绕2001财年预算案进行了一系列紧张谈判，总共通过了21项“持续性决议”；即便如此，也只为新财年的前三个月提供了政府运转资金。

　　虽然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千万别以为国会两党总能通过“持续性决议”来为政府的公共服务“续命”。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不断加剧的两党争斗已导致美国政府21次“停摆”。

　　1974年，美国出台《国会预算和截留控制法》，将预算管理权从行政部门转移到立法部门，由此开启了预算问题上的府院之争。

　　受此新法律影响，美国政府在1977年出现第一次停摆，时间总计28天。

　　最近一次停摆发生在特朗普政府任内的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时间长达34天。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停摆。

　　2013年政府停摆危机结束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呼吁“我们必须摆脱靠危机治国的习惯”。

　　但是在政治越来越极化的美国，这怎么可能？！

　　美国治理能力的“停摆”已成事实

　　毫无疑问，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在9月30日之前通过短期拨款法案，政府资金耗尽将危及众多联邦项目计划，影响数百万美国人，包括低收入家庭。

　　有美媒提醒，这已经是美国政府今年以来第二次陷入财政危机。

　　第一次财政危机，自然是上半年的债务上限危机。

　　自年初美国公共债务规模突破国会最后一次定下的债务上限后，两党缠斗了几个月，才赶在6月美国财政部预计将无力偿债前的最后一刻，通过了所谓《2023年财政责任法案》。

　　根据该法案，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在2025年1月1日之前将暂停设置，以满足2024年11月大选前的政府借贷需求。作为交换，共和党人要求限制今后两年的政府开支，同时不得增加税收。

　　不过，这份两党妥协法案充其量只是暂时避免了债务违约。归根结底，政府需要的资金还得依靠国会拨款。这就引发了当前的紧张。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拜登政府提交的2024财年预算案将引爆新一轮党争。

　　在该预算案中， 6.88万亿美元的支出总额与5.04万亿美元的估计收入总额将产生1.84万亿美元的赤字，赤字率为6.8%，比2022财年和2023财年分别高出1.3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

　　而现在看来，敏感的财政赤字问题可能比估计的还要悲观，尤其是在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32万亿美元的情况下。

　　而以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为代表的共和党人一直要求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和赤字，并坚持要求对构成年度预算开支的所有12项立法分别投票。

　　说到底，两党的目的都是想逼对方在一份对自己有利、对对方不利的协议上签字画押，而这种对立势必威胁到新财年的诸多政府工作。

　　赤字飙升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多大影响？会否再次触发美国政府债务危机？

　　有分析人士认为，到本世纪30年代初，美国联邦赤字可能每年新增近3万亿美元，从而会推高利率，并逐渐使利息偿付成为美国政府最大支出款项，由此不断加剧债务炸弹引爆风险。

　　根据彼得森基金会的预测，美国在未来30年将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127万亿美元债务；到2053年，光是利息成本就要用掉近40%的联邦财政收入。

　　因此，无论此轮党争是否会带来美国政府的第22次停摆，它都只会是“中场”而非“终场”。而美国治理能力的“停摆”已成事实。

　　正如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上月下调美国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后所说：“过去20年来，美国治理水平持续恶化，包括财政和债务问题。反复上演的债务上限政治僵局和最后一刻的解决方案，已经削弱了人们对美国财政管理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