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教授余斌说，在杨苡家的客厅里，最显眼的大书桌是她的丈夫，著名作家、翻译家赵瑞蕻专用的。她无法像赵瑞蕻一样在公众场合激昂、自在地发言，但在私人空间，则非常放松，很健谈。兴致高的时候，聊上一两个小时也不在话下。

　　近日由译林出版社《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就是余斌在这样长长的聊天中，历时10年整理撰写的。一百年的人生故事，源自杨苡暮年时的“场景式记忆”：“一个一个的画面，人和背景在一起。想起过去的人与事，也像过电影似的，只是一会儿是彩色的，一会儿是黑白片。”

　　少年不识愁滋味

　　杨苡出生书香世家，从小锦衣玉食。祖辈有四位在晚清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父亲杨毓璋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曾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但甫一出生，父亲杨毓璋就伤寒病故，原本富贵的大家族逐渐走下坡路。

　　杨苡的童年回忆没有因此沾上灰暗的色彩。在母亲的教导、哥哥杨宪益与姐姐杨敏如的关爱和陪伴下，在儿歌、涂鸦和洋娃娃的簇拥下，她过得充实无忧。“好玩”的天性，像糖果一样温暖明亮的童年底色，让她一生“保其天真，成其自然”。

　　1927年，八岁的杨苡进入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读书。“中西十年我过得很开心，比在家里更自在。”从入校到毕业，杨苡在“歌声中成长”，与她的少年同窗们“乘着歌声的翅膀”自由盘旋。她说：“现在又说要倡导素质教育了，我想，中西的歌声不断，就是最好的素质教育。”

　　她特别提到了中西女校的心理课，“新鲜、好玩”。“潜意识” “心理分析”等概念，就是在这门课上初尝滋味的，“后来我为什么对Wuthering Heights(《呼啸山庄》英文原著)特别感兴趣，都有当时心理课的影响。”

　　彼时，少年杨苡唯一的烦恼，可能是“哥哥太聪明，姐姐太努力”，而她则“又笨又懒”。她总是跟在杨宪益的身后，被家人笑话是跟屁虫。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参与抗日救亡。杨苡则生活在另一个束之高阁、自认“贵族式小姐”的世界里，但她不敢反抗母亲，走上街头。最亲密的哥哥杨宪益此时也留学英国，不在她身边。一团苦闷之中，十七岁的杨苡开始给巴金写信，她要做巴金笔下的觉慧。“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家太相像了。”巴金冷静回信，表示不赞成，说她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要有耐心。杨苡说：“他理解、同情、支持我们当时那些极为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动。”通过巴金，杨苡还认识了他的哥哥李尧林，“大李先生”也成为了她成长路上的一抹亮色。

　　西南联大的托举

　　1937年，杨苡被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但还没入学，“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天津沦陷，华北局势急转直下，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被迫西迁，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昆明有如洗的万里晴空，西南联大更有群星闪耀。它名师如云、学风自由，延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授治校”的传统。在师长沈从文的建议下，杨苡转入外文系。叶公超是系主任，陈嘉讲莎士比亚，谢文通讲英诗，冯至教德文，吴宓讲欧洲文学史……而赵瑞蕻、许渊冲则是经常坐在同一间课室的同窗。“花果飘零，灵根自植”，在这种博雅精神的洗礼下，杨苡迅速成长。

　　联大师生轶事在杨苡的口述回忆中通常是趣味盎然的——例如吴宓先生讲课常“动了感情”，“到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上课时的样子：左手抱几本洋装书，右手是手杖，嘀嘀笃笃走进教室。上课喜欢做手势，讲但丁的《神曲》，比画着天堂与地狱，一会儿拊掌仰首向天，一会儿低着头蹲下，让我们笑了又笑”。

　　但残酷的现实仍在持续，杨苡也忆起日本飞机轰炸昆明时——炸弹一颗颗落下学校，地动山摇，“我们站在那里怔住了，好像在做梦，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时，刺杀孙传芳的“民国侠女”施剑翘是联大的常驻旁听生，连她也被吓住了，抱头想往外跑。沈从文因此打趣她，说“女侠也害怕”啊。

　　杨苡回忆，跑警报总是伴着对入侵者的愤怒和诅咒。目睹敌人的飞机拖着黑烟栽下去，学生们总是高兴得又叫又跳。后来，她写了一首诗《破碎的铁鸟》，发表在云南文艺抗敌协会的刊物《战歌》上。但沈从文先生则教她不要满足于“口号诗”，抱来一大堆世界名著，嘱她做读书札记。一度，杨苡就住在沈从文和朱自清编教科书的住地旁边。夜阑人静，她坐在一盏小油灯旁用功，想偷懒时，就转头望向后一排的房屋——糊纸的窗后，青灯黄卷，沈从文等先生往往还在伏案，提醒着她不要懈怠。很多年以后，杨苡还时常回忆起沈从文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督促她：“要用功哩！我去睡了，你方可休息。睡迟些怕什么，不要犯懒贪玩！”

　　以灵感与坚韧筑起“呼啸山庄”

　　托举杨苡成长的还有联大外文系的教师陈嘉。在西南联大读了两年书，又经历了婚育后，杨苡进入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那时，陈嘉也转到该校教书。在众多老师中，杨苡接触最多的就是陈嘉先生，常拿自己翻译的诗向他请教。事实上，陈嘉不大赞成翻译诗歌，说翻不好就成了对文学的“迫害”，然而他还是肯定了杨苡的翻译水准。

　　重新做回大学生，杨苡的一篇翻译诗作在《现代文艺》杂志发表，得了稿酬弥补艰苦的生活，这刺激了她的翻译热情。也就是在当时的学校图书馆，杨苡第一次读到了英文小说《Wuthering Heights》(《呼啸山庄》英文原著)，深受触动。直到1953年，赵瑞蕻到德国访问治学，杨苡独自带着孩子承受生活艰辛，这部作品再一次闯入她的心灵世界。

　　“有一夜，窗外风雨交加，一阵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开窗。我所住的房子外面本来就是一片荒凉的花园，这时我几乎感到我也是在当年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所古老的房子里。我嘴里不知不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苦苦地想着该怎样确切译出它的意义，又能基本上接近它的读音。忽然灵感自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杨苡在书中这样回忆这个四字书名“诞生”的过程。

　　她依靠一本字典谨慎翻译，牢记师长的叮嘱，小心地把自己隐藏于译文之后。1955年，在杨苡的译笔下，艾米莉•勃朗特一生中唯一的小说，以《呼啸山庄》的译名走进了中文大众的视野。

　　“活着就是胜利”

　　“巴金说，长寿就是惩罚。我说，活着就是胜利！”杨苡说。活过了百岁，她达到了一种“胜利”。杨苡依然喜欢收藏洋娃娃，其中有穿着波浪长裙的公主、戴帽子的小男孩、石膏雕刻的小天使。还有一橱柜形态各异的猫头鹰瓷偶，在她眼中，它们是智慧的象征。翻译家黄荭说，杨苡所经历的百年沧桑，从来不曾抹去她身上一直存在着的天真一面。

　　余斌回忆，2018年年底，杨苡胆结石发作，进了医院。做不做手术，她的家人、医院都很纠结，但杨苡并无所谓，只是问医生“我还能不能再活一年”？医院里，许多人都把她当传奇的百岁老人，可是见过她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感慨：“她不会真的快到百岁了吧？是不是骗人啊？”最后，手术也被杨苡“躲”过了。一年后，杨苡跨过了百岁的坎。

　　她以自己的方式练习记忆，与遗忘“较劲”。“至少十多年前，早上醒来时，她会回想刚刚做过的梦，打捞梦中的种种细节；她会默写背过的诗，唱出唱过的歌词……这一切都写在手边的写字板，夹着一沓信纸，围绕着她所经历过的人与事，想到什么就随手记下。”这种“脑力体操”或许从她在中西女校进行的联想训练就已经植入脑海。

　　抵抗遗忘的另一种方式或许是“抓小放大”，这颐养了她的通达快乐，其中也“未尝没有一种观人观世的态度”。“我记住的经常是些好玩的事，就像你们现在说的‘八卦’。”杨苡说。在她的生命中行走的许多人，都在漫长的讲述和记录中留下了寻常而鲜活的印记。余斌认为，与宏大叙事相比，杨苡的个体琐碎叙事避开了“史实”，却构成了她“记忆中的事实”。

　　“杨先生活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经历了家族的命运起落，有个人生活的波折，有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冲击，然而在动荡纷扰的二十世纪中国，她的经历并不具有大喜大悲的戏剧性。也就是说，她的一生，说平常也平常。然而也正因其平常的一面，也许就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传递出‘普遍的人生的回声’。”余斌写道。

　　百年过后，斯人已逝。在她生前，客厅墙上挂着鲁迅先生的一联：“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