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如今，殷墟遗址仍在不断“上新”。今年11月10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公布了河南省安阳市殷墟考古与甲骨文研究的重要成果及新进展。殷墟外围区域的辛店铸铜遗址发现了商代晚期最大的青铜铸造基地；陶家营遗址丰富了商代中期洹北商城周边聚落社会研究内容，邵家棚遗址展示了晚商时期史官“册”族居住地……殷墟内，又新发现宫殿宗庙区存在大型池苑、水道和相关建筑的遗迹。

　　商王朝，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传说故事，直到“一片甲骨惊天下”，揭开了这个古老王朝的神秘面纱。而后，几代考古人在这里发掘，1928年至今，一座繁华都邑逐渐被还原，真实、鲜活的商代文明面容，也一点点浮现在今人眼前。

　　作为中国最早发掘的都城遗址，也是考古工作持续时间最长的遗址，殷墟考古几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的缩影。中国考古学界有一句公认的评价——殷墟发现的最大价值，便是让商朝历史成为信史。从殷墟出发，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支点，同样从殷墟出发，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有更为清醒的认知。它不但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同样鲜明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性格。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1928年秋天，正在美国与弗利尔艺术馆商谈合作考古发掘的李济，收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电报。那时，作为中国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李济回国到南开大学任教不过两年，刚结束山西运城夏县西阴村的挖掘——那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傅斯年的电报邀请李济在广州会面，史语所才刚刚成立，他正四处为考古组寻找主任，建所之初，发掘安阳殷墟是被列入的重要计划。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先秦诗经《商颂·玄鸟》曾经记载了一段商王朝的神话故事，后世的司马迁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即便有其他史料和传说，人们也只能隐约知道，这个历经17代31位帝王的王朝，统治了500余年，曾有一位名为盘庚的商王，带着家眷子民驾车赶羊，辗转来到太行之下，开荒垦土，冶炼青铜，修筑宫殿，使这片沉寂荒原变为繁华城池。占卜问卦，避凶祈运，祭师在甲骨兽骨上刻下一件件大事……又传周朝灭殷之后，百姓流离失所，此地逐渐沦为废墟，那些传奇故事，终灰飞烟灭，成为埋在黄土下的千古谜案。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内忧外患的20年代末，史语所在广州成立之日起就肩负重建古史的责任。如果历史被定义为有文字书写的记录，在傅斯年看来，想要寻找史前和中国历史时期的连接，安阳是最好的选择。那时，甲骨文已经被发现近30年，先是被老百姓当作包治百病的药材“龙骨”，后被金石学家、古董商人大肆收购，甲骨文的真实出土地点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厘清，即现在的河南安阳小屯村，小屯村一带的地貌又与《史记·项羽本纪》中“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相吻合，从而证实安阳小屯及其附近的洹滨一带是商王盘庚所迁的殷墟。发掘殷墟已经是当时以金石学为核心的整个学术界的期待。

　　1928年10月，殷墟发掘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先由中国第一代古史学家董作宾主持，在10月13日至30日进行了第一次挖掘，此后直到1937年，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李济、梁思永主持了14次殷墟考古挖掘。10年间，前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共挖掘殷墟15次，总面积46000余平方米。在殷墟范围内发掘了小屯宫殿区、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武官村南霸台等遗址。

　　其中收获最大的挖掘有三次：1929年，李济主持殷墟第三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1936年4月第14次挖掘，发现了一个埋有完整马车和四匹马的车马葬坑。1936年6月，对殷墟的最后一次挖掘，获得了至为重要的成果——有字甲骨17096片。一个失落3000年的殷商王朝，天降般地出现在世人面前，在这之前，中国可考的历史是殷商灭亡后的两百年。安阳发掘，将成汤伐桀、盘庚迁殷、武丁拜相等传说，变成了一个个确实可考的史实，中华文明信史被向前推进了数百年。

　　这场挖掘轰动了世界，牵引出一场史学界的大变革。它是整个东亚地区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也证明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殷代王室谱系几乎没有任何差错。事实上，《史记》中记载的帝系上的名字，几乎全都能在殷墟的考古标本——卜辞上找到。

　　1936年冬，李济应邀赴英国及瑞典讲学，就安阳的重要发现发表演讲。第二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演讲中，盛赞史语所的考古发掘“是近年来全亚洲最重大的考古发掘。中国学者一下子获得了耶稣降生以前一千年中国历史的大量可靠材料。”美国学者把殷墟比作特洛伊遗址，因为两者都把传说变成史实。

　　发掘的连续性，使得田野考古广受关注，学科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史语所的学人们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架构，如梁思永的“三叠层”、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李济倡导的陶器分类法，这些理论与方法影响深远，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基础。

　　也正是经过这15次挖掘，李济、梁思永带出了一批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们志趣相投、关系亲密，被称为“考古十兄弟”。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中的大多数成长为两岸的考古界大师级人物，例如甲骨文研究大师胡厚宣，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考古所所长的尹达，中研院院士石璋如、高去寻。他们又开枝散叶，中国考古学人才梯队与队伍逐渐建立，殷墟因此被称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如果说夏县西阴村挖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热身，那么殷墟遗址的考古挖掘可谓是真正的起跑，中国科学考古从这里启程了。

　　挖古墓“认出”了墓主

　　1976年5月，无论时代还是气候，都正在转暖，新中国第一代考古人郑振香带着一队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学者和技工来到小屯村西北的岗地。技工们的探铲一次又一次打下去，再轻轻地拔出来，这地方的夯土极深，已经一天多了，还没有收获。一杆3.5米探不到底，便下挖3米，然后接杆加拧杆，三根连在一起继续下探，在距地表6米时，夯土变成软泥，钻探工作变得更加费劲，吃力地下探到7米时，探杆突然迅速下坠了1.2米，人们的心提了起来。接着就感觉探杆触到底了，小心翼翼地将探铲提上来，铲内满是鲜艳的红漆皮，还有一只翠绿色的玉坠。这里是墓葬！

　　如果说，李济等人的挖掘是殷墟科学考古的肇始，那么1950年4月开始，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重启对殷墟遗址的发掘就进入了第二阶段。直到1979年前，第二阶段考古共进行了40多次挖掘，发掘地点20余处。

　　既然商已经从古史走进现实，对《史记·殷本纪》的肯定，必然引发出《史记·夏本纪》也为信史的认识。由此，二十世纪50年代考古界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课题，人们开始以殷墟为出发点向上追溯。1950年，商代早中期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被发现。1959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就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殷墟成为后来“寻夏”之路的基石。

　　然而，寻找夏必先研究好商。第二阶段的挖掘，有前人的基础，于是可以向前更进一步。1958年春至1961年冬，安阳工作队通过小屯村西地等13个地点的发掘，初步摸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根据明确的地层证据，首次提出殷墟遗存的分期问题，也为都城布局和有关殷代奴隶制的初步研究提供了更翔实的资料。1961年3月，国务院将殷墟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了殷墟保护范围。

　　在这十几年中，最受关注的无疑就是1976年由郑振香带队发现的妇好墓。墓葬所在地属于殷墟的宫殿宗庙区，在宫殿区出现墓葬是郑振香也没有想到的，这是一个意外，也是一个惊喜。大墓随葬品极为丰富，用眼花缭乱来形容也不为过，墓里足足埋藏了210件青铜容器，加上大批兵器、工具等等，青铜器总重量达到1.6吨。埋入墓中的750余件玉石器，更让当时的学者见识了商代玉器的丰富品类。最令人兴奋的，当然还是109件青铜器上的“妇好”或“好”字铭文，墓主居然就是在甲骨卜辞里出现过数百次的武丁的王后——妇好。郑振香的学生、后来在安阳殷墟考古队担任队长的唐际根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考古学家最刺激的事，莫过于挖古墓的过程中突然‘认出’了墓主。”

　　郑振香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早在北大读甲骨文时，就知道妇好。在上古社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据甲骨卜辞记载，妇好文主祭祀，墓里出土的大量的青铜礼器也印证了这一点，武能征伐，她率兵东征西战，最多的一次，竟带兵13000多人，不少男性将军都属她领导，这也是甲骨文记载的战争中动用人数最多的一次战斗，铸有“妇好”铭文的铜钺，正是拥有兵权的象征。

　　在“武丁中兴”的王朝中，妇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与武丁也感情甚笃，妇好去世后，武丁数次于卜辞中询问她在另一个世界是否安好。也许因此，武丁一反常法，没有把妇好葬到洹河北岸的王陵区，而是葬在了自己处理国家大事的宫殿区里。为了能够经常祭祀她，还罕见地在宫殿区里的陵墓上面修建了一座享堂。

　　星转斗移，辉煌的王朝早已隐入历史，昔日的思念归于尘土，但这座享堂的基址却保护了王后的墓葬——历代的盗墓贼一挖到房子基址，就以为下面没有什么了，这才让妇好安静地沉睡了3200年。1976年，妇好墓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成果”，它也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能和甲骨文相对照并能确定墓主和墓葬年代的商代王室成员墓，是1928年以来殷墟宫殿宗庙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几年前，央视《国家宝藏》节目曾展示过一批妇好墓中的国宝，例如造型奇特、雕工精美的象牙杯、头顶三连花冠的玉凤佩，还有四面铜镜和化妆用的玉质调色板、近500件骨质发笄，足见商代人对美的追求。其中一只呆萌的青铜鸮尊堪称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精品，在《国家宝藏》播出后一跃成为“网红”。

　　复杂的商文化

　　商王朝遗址如何分期，学术界曾有激烈的争论。殷墟为商朝晚期遗址已被证实，那么早期和中期的遗址在哪？郑州商城和“二里头”被发现之初，人们曾认为前者为中商，后者为早商。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在上世纪70年代末修订了商的分期理论，即殷墟为商晚期，郑州商城为商早期，商代只划分为早晚，这一观点为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接受。

　　1982年，当唐际根坐进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教室，学习的就是这一理论。可到了硕士阶段，他盯着那些早商和晚商的陶片看了又看，总觉得有一些陶片和陶器既不像早商也不像晚商，它们属于什么年代？做硕士毕业论文时，他明确写出了自己的结论：“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商文化与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尚存在一定的时间缺环。”

　　80年代后，殷墟考古正式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的殷墟伴随着新一代更加善于提出问题的考古人以及更多学科的合作，而渐渐展露出了商人们数千年前的文化与生活。

　　1990年，硕士毕业的唐际根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他总惦记着缺失的商中期那一段，也发了些文章，但早晚两期的想法根深蒂固，如果没有过硬的实物证据——商代中期的城址、宫殿，他就无法得到同行的响应。那些年，他一有空就带上一支考古队，“提溜着一个破编织袋”，一路捡陶片，从这个村走到那个村。直到1999年11月的一天，已经成为安阳工作站站长的唐际根正在北京探亲，突然接到同事的电话：“发现城了。”

　　这就是著名的洹北商城——位于殷墟保护区东北部，与殷墟略有重叠，总面积4.7平方公里，这一发现，填补了商代中期的空白，商的编年框架再次改变了。据《尚书》《史记》等文献记载：商立国之后曾五迁其都，其中第十三代王河亶甲所迁的“相”地和盘庚所迁的“殷”地同在安阳。“洹北商城很可能是‘相’。” 唐际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它的宫殿保存得非常完整，其整体结构很像今天的‘四合院’。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建筑模式，一直到明清时期都是这个样子。”

　　商朝中期在豫北有一个都城，终于成了一段可考的历史。2006年，洹北商城被列入殷墟遗址组成部分，与殷墟一道成为中国第33处世界文化遗产。

　　此时，商的面目已经更加清晰。例如，商重视祭祀，也因此而杀戮。据不完全统计，甲骨文里有关人祭的祭祀人数14197人，其中仅武丁时期的祭祀用人数就高达9021人。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其残酷性不容置疑。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需要客观去看待这段历史，而不是一味地批判，它可能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在中美洲、南美洲，包括印第安文明或者玛雅文明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即使到了14、15世纪都还存在活人祭祀的方式。”

　　杀人祭祀在商朝晚期逐渐大规模收缩。进入西周，这种现象只是偶有出现。再到西周以后，墓葬中俑逐渐出现，开始是木俑，战国以后出现陶俑，例如秦始皇兵马俑，直到明清时期还能在墓葬里见到陶俑。也许，这就是文明的历程。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吾从周”，西周之后，杀人祭祀的时代结束了。

　　在何毓灵看来，商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开放包容且重礼，正因如此，青铜铸造技术通过河西走廊从西方传到中原后，为了适应贵族的礼仪规制及社会治理需要，青铜文化在商王朝发展到了顶峰，最广为人知的后母戊大方鼎就出自殷墟。与西方用青铜锻造工具、装饰品不同，中国的青铜器多与饮食有关，鼎的原始功能是煮肉，簋(guǐ)用来装食物，还有装酒的觚(gū)斝(jiǎ)，以及喝酒用的酒器爵、瓿(bù)、罍(léi)。

　　在这一系列复杂的制作过程中，青铜器逐渐变成了一个富有宗教信仰、政治意志和精神内涵的特定器皿。不但是身份和政治地位的象征，更是一种重要的意愿表达。几乎每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背后，都有丰富的历史故事，这些带着颇多意涵的青铜器，又在商文明南下的过程中给整个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带来了新的面貌。

　　商人其人

　　已经挖掘了九十多年，还有东西可延展吗？何毓灵经常遇到这样的疑问。其实，面积36平方公里的殷墟，迄今挖掘不到5%。就在这有限的百分之几中，还藏着相当多待解之谜，这也正是考古的魅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动物考古学家李志鹏至今对一个祭祀坑感到费解，这个坑中埋着数百件没有门牙的牛下颌，更奇怪的是，祭祀坑里有旋转式台阶通到坑底，台阶从高到低摆放着几千颗牛的门牙。“为什么用牛下颌祭祀？为什么又堆放数量如此之多的牛门牙？难道是专门把牛牙拔下来显示身份财富？但这些推测无法作为定论，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李志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铲子一铲子地挖，虽然“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但根据这目前不足5%的殷墟挖掘，学者们还是试图一窥当时人们的生活，不只帝王将相的征战祭祀，更有小民百姓的细碎日常。正是在这些日常中，可以描绘出一幅写意般的商王朝图景。

　　商人已经盘起了头发，身穿彩衣，住在夯土台基、屋顶为茅草覆盖的两重檐四面坡的“四合院”里，用着已较为完善的地下排水系统。那时中原的气候远比现在温暖，广袤的大地上还能捕猎到野生的圣水牛，都城还发现有貘、犀牛和亚洲象。他们使用低矮几案，因此总是跪坐着，平时吃小米，也有饲养的牛、羊、猪肉补充蛋白质，还有鹿肉、兔肉这样的野味，用海贝当作交易货币，死后也要随葬以示墓主今生后世的“荣华富贵”。农民们用斧、凿、铲、锛去地里耕作，玉器、陶器、治骨手工业作坊里有能工巧匠。青铜器是重工业，铜器作坊区能有五六十万平方米。

　　可惜商人寿命不长，男性平均死亡年龄35岁左右，身高多数只在1.55~1.65米，女性身高1.55米~1.59米，常在30岁左右就故去。那是一个等级极森严的社会，贵族使用青铜器、小民百姓使用陶器。贵族出行和军队征战的马车，车身有精美的青铜佩饰，它们行驶在由鹅卵石铺成、最宽达15米的道路上，两边各有1.8米宽的人行道。商人信天命，但随着年代变化，祭祀用的陶器由大到小、由精致到粗糙，人们对自然神灵和祖先之崇拜，终于从敬畏到超然。

　　他们自豪地称自己的国家为“大邑商”。在东亚，“大邑商”是最为强盛的国家，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通过它特有的治理模式，对周边进行控制、管理和征战。他们还创造了最早的成文文献。

　　中国历史上的商王朝，从司马迁笔下的区区三千言，就这样转换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甲骨……也正是殷墟的成功，使得中国考古在起步那天起，无论研究对象还是方法，都走上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证经补史”之路。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曾把这称为“考古学的成见”，他不无遗憾地说：倘若“连续数年发掘的第一个遗址，不是殷墟……培养出来的一代专家，不在历史学而是在史前学的领域内，很可能中国考古学会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中国的考古学会注重生态环境、植物、动物、土壤的研究，注重陶片分析、遗址分析和石器分析等等，就如西方的那样。”

　　今天的学者已经可以坦然回应这种“遗憾”。“必须看到，考古学的理论发展主要在美国，而中美两国在学术背景上存在巨大差异。”何毓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1620年“五月花号”登陆北美之前，北美大陆的印第安人尚未产生统一的文字，更无古籍。因此，美国考古学自诞生起就没有可供阅读的书籍，它可参考的不是历史文献或铭文，而是种族调查、地理研究和人种志，属于更宏观的人类学。唐际根的说法更加直接：“即便想修史也无史可修。”

　　中国的考古，在文献极其丰富的背景下，让传说变为信使，何毓灵认为这无可厚非。唐际根也感慨：“中国考古的确有自己的特点，而事实也证明，中国古籍文献极少有错，中国人没有瞎写。”

　　当“大邑商”繁荣于东亚之地，非洲北部正值埃及新王国时期，两河流域进入后巴比伦时代，待它们渐渐在历史的风沙中消逝，商文明却见证了步入“王国”阶段的中国，商人们将那些往事记录在最早的成文文献里，今天，那些昔日由他们刻于甲骨的劲峭线条，仍然被后人一脉相承，已然是一种成熟文字。

　　殷墟内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也让人们原有的认知不断被打破。直到今日，殷墟还没有像其他都城那样发现城墙。因此，“大邑商”究竟是个什么概念，依旧笼罩在迷雾里。殷墟36平方公里的范围，仍然只是保守的估计。而单字4500多字的甲骨文，也只成功考释出一千五百多个。对于这个消逝的王朝和那些埋藏在历史中的文化基因密码，人们也许还要经过相当长时间、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更贴近它的真实面貌。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