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在朝鲜半岛的使用和流传，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

 

史载，周初箕子适朝鲜，辰韩曾有大批秦人定居，西汉以卫满为首的燕、齐、赵大量移民流入古朝鲜地区，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置四郡等，都是汉语在朝鲜半岛使用和流传的有力证明。

据说，在当代朝鲜语中有百分之七十的词汇是历代积累下来的汉语词汇，足见汉语对朝鲜语的形成和发展曾发挥过何等巨大的作用。

1、司译院——官方层面的汉语人才培养

在传统的中朝关系中，通过翻译人员来沟通彼此的意见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中朝历代交往频繁，培养翻译人才乃是朝鲜官方十分重视的大事，设立专门机构执行这项工作，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朝鲜半岛古代国家最早的翻译机构，始于泰封国的“史台”。

及高丽王朝之时，采纳参文学事金丘的建议，于忠烈王二年(1276年)设立了“通文馆”教授汉语。到了恭愍王时代，改“通文馆”为“司译院”，以掌翻译之事。

恭让王元年(1389年)则设吏学教授官于司译院中。

李朝建立之后，为了增进同大明的外交，于第二年(1393年)9月又重新设置了司译院，列为正三品衙门。同时，任命定居朝鲜的我国维吾尔族契长寿为提调官，主持其工作。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李太祖三年)11月，契长寿等上书言：

 

我国家世事中国，言语文字，不可不习，是以殿下肇国之初，特设本院，置禄官及敕官，教授生徒，俾习中国言语音训，文宇体式，上以尽事大之诚，下以期易俗之效。臣等今将拟议到习业考试等项合行事务，开写于后：
每三年一次考试。
习汉语者以《四书》、《小学》、吏文、议语皆通者为第一科，与正七品出身；通《四书》之半及《小学》、汉语者为第二科，与正八品出身多止通《小学》；汉语为第三科，与正九品出身。

 

 

宣德元年(1426年)9月，礼曹启：

 

“野人连续上来，只令乡通事传语,，未便。请咸吉道居人内择其女真及本国语俱能者三人，属于司译院，为野人馆通事”。

 

世宗国王批准了这一建议。

由资料可知，司译院是主管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特设机构，其中当以汉语学习为主。

在该机构的创办过程中，契长寿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使用的教材，主要是汉文资料和书籍，后又增加了“谚文”和“洪武正韵”，同时还有朝鲜自己编写的教材。

学员大都是在职文臣或“衣冠子弟”，有时达几十人。院里规定有考试制度和学成之后的任用制度。从《李朝实录》的大量记载来看，司译院为朝鲜培养了数量颇多的外交翻译人才，正是培养的这些人才，才为后来的朝鲜语的创制，奠定了基础。

2、两种学习汉语的教材

朝鲜人学习汉语的途径是很多的，除司译院专门培养官方汉语翻译人才而外，其国家教育基本都使用汉语书籍作教材，国王、官员及乡校学员，皆读中国书，写诗作文亦皆用汉语。

《老乞大》和《朴通事》是李朝时期流行的两种汉语教科书，一般认为《老乞大》中的“乞大”即契丹，老乞大即老契丹；《朴通事》中的“通事”是翻译的称呼，朴通事即姓朴的翻译。

关于《老》、《朴》二书的编写时间，学界的看法略有差异，朱德熙先生“根据书中所记故实及典章制度”，断定是“元代的作品”，近来陈高华先生亦赞成此说。

据陈高华先生介绍，《老乞大》总共不到二万字，分上、下卷。

 

此书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为线索，用对话的形式，表现道路见闻、住宿饮食、买卖货物等等，中间插入一些宴饮、治病的段落。

《朴通事》的字数约比《老乞大》多三分之一，分成上、中、下三卷。

全书用对话或一人叙述的方式，介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宴会、买卖、农业、手工业、词讼、宗教、游艺、景物等多项内容。

两书反映的是中国北方特、别是都城的社会生活，两书显然又兼有旅行指南、经商指南的作用；书中保留了很多元末明初的汉语口语。

关于《老》、《朴》二书的某些情况，在《李朝实录》中有下述记载：

 

永乐二十一年6月、礼曹据司译院牒呈启：“《老乞大》、《朴通事》、前后《汉(书)直解》、《孝经》等书缘无板本，读者传写诵习，请令铸字所印出。”世宗国王批准了这一请求。

 

宣德元年8月，司译院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老》、《朴》二书是“译学”教材，要求通事背诵。

宣德九年6月，朝鲜“颁铸字所印《老乞大》、《朴通事》于承文院、司译院，此二书译中国语之书也”。

结合资料可知，《老》、《朴》二书在司译院设置之初就曾被规定为必读课本，后来政府又进行过印刷、发行，并至成化年间进行过修改。

3、韩语（朝鲜语）的创制

我们都知道韩国人的祖先，通过学习汉语的积极性，促使了本民族文字的诞生，在十五世纪，“训民正音”创制成功了。

在“训民正音”创制之前，朝鲜一直使用汉字，并用汉语书写文章，但是，朝鲜族有自已的语言，朝鲜语有自己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这就使口语与书面语产生了严重脱节的现象，对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相当的困难。

早在七世纪后期，新罗人任强首、薛聪等人，在总结了本民族长期使用汉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吏读文”。

“吏读文”是一种用汉字的音或意来标记新罗语的方法。

 

朝鲜语是一种在新罗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民族语言，吏读文的创制，无疑对朝鲜语言和朝鲜文化的发展曾发挥过积极作用。

但是，这一方法局限性很大。

由于“吏读文”不适合朝鲜语的语言系统和语法结构，它就不能准确地标记朝鲜语，学起来很难，也就不能得以向广大人民群众推广，因此，历史的发展使朝鲜族迫切地希望能准确地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民族文字。

就此而论，“训民正音”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朝鲜世宗李祹是个颇有作为的国王，这也就是韩国人吹上天的世宗大王，在位32年(1419年一1450年)，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尤其在吸收中国文化方面，更是显得积极、突出。

他在提倡求书、藏书、写书、印书、读书、学习汉语、吸收中国文化成就方面，为其后继者树立了榜样，在发展本民族文化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深知创制本民族文字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说：

 

“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然。”

 

为创制“训民正音”，他同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崔桓、朴彭等集贤殿的学者一面深入研究朝鲜语语音，一面加紧学习中国的音韵学，总结了朝鲜人在长期使用汉字、汉语及吏读文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努力吸收中国音韵学业已取得的科学成就。

在学习中国音韵学知识的过程中，朝鲜君臣着重钻研了《洪武正韵》一书。

《辞源》对此书简介云：

 

韵书名。简称《正韵》。明洪武时乐韶凤、宋濂等奉诏编撰。共十六卷。此书文字义训，根据宋(代)毛晃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分韵归字，又据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据平、上、去三声并为各二十二韵，入声为十韵。
自历来相传的二百零六韵，并为七十六韵，为曲韵南派的创始著作。注释则以《增韵》为蓝本，稍有增减。

 

因不合于当时的“中原雅音”，在明代并未通行、后世也很少引用。

 

但是，此韵书在朝鲜文字的创制过程中，却曾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世宗国王为吸收中国音韵学成就，曾命申叔舟、成三问等人往返辽东13次，向当时谪居辽东的明朝翰林学士黄赞请教有关知识，终于在正统八年(李世宗二十五年)12月创成“训民正音”,并于正统十一年（李朝世宗二十八年)，9月出版了《训民正音》一书。

4、为何说韩语（朝鲜语）是汉语快进版?

“训民正音”亦简称“正音”，或云“谚文”，亦即现行的朝鲜文，是一种方块形的拼音文字，共有28个字母，具有笔划简洁、易学易用、“转换无穷”的特点，它能正确记录朝鲜语的一切发音，甚至“风声、鹤唳、鸡鸣、狗吠，皆可得而书矣”，“谚文”的分类自有其本身之特点，但它同中国音韵却有颇为密切的关系。

其一，“谚文”对语言的分类与中国古音韵学对语音的分类颇为相似。

中国古代音韵学根据发声顺序把语音分为“声母”和“韵母”两部，而韵母可再分为“元音”和“辅音”等音素。

“谚文”则根据发声顺序把语言分为“初声”、“中声”、“终声”，并认为“初、中、终三声合而成字”。

因此，“谚文”所说的“初声”相当于中国古音韵学所说的“声母”，“中声”和“终声”相当于韵母中的元音和辅音等音素。

其二，“谚文”和中国古音韵书（如“洪武正韵”)都把自己的字母分为五音、并设了二个半音:

 

“谚文”中的喉音与中国古韵的羽音相同，牙音与角音相同，舌音与征音相同，齿音与商音相同，唇音与宫音相同、半舌音与半征音相同，半齿音与半商音相同。

 

因此，它们的名称虽不相同，但其分类法却相同，所属字母的语音性质也颇有相似之处。

其三，“谚文”和中国古音韵皆根据发音方式把语音分为“清音”和“浊音”(全清、次清、全浊、不清不浊)，李朝时期的朝鲜语和十四世纪以后的中国北方语中皆不存在全浊音，但中国南方却仍然保存着全浊音(《洪武正韵》多保留南方语音)，然而，“谚文”中也规定了六个全浊音,此乃“谚文”吸收《洪武正韵》科学成果的明显例证。

 

其四，“谚文”同中国古代语音都规定有平、上、去、人四声、现在中国普通话中已没有了人声，但朝鲜语中仍然保存着人声，足见中国古代音韵对朝鲜语的影响是颇深的。

其五，“谚文”同汉字皆为以音节为单位的方块字，二者在造字结构上有相似之处。

5、韩语（朝鲜语）最初推广有多难？

朝鲜虽然创制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字，但由于某些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在推广时受到了很大限制。

在“谚文”问世的第二年（正统九年、李世宗二十六年)，就有些士大夫力持异议。

集资殿副提学崔万理等给国王上书说：

 

“我朝自祖宗以来，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词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蕃之类，各有其字、是皆夷狄事耳，无足道者”，“舍中国而自同于夷狄，是所谓弃苏台之香而取螳螂之丸也，岂非文明之大累哉”，“厌旧喜新，古今通患，今此谚文不过新奇一艺耳，于学有损，于治无益，反覆筹之，未见其可也”。

 

尤其在燕山君(1495年-1508年在位)当政的第十年(1504年)，发生了用谚文书写反对燕山君暴政的“匿名投书事件”，燕山君下令：

 

“谚文勿教，勿学，经学者亦令不得行用。凡知谚文者，令汉城五部摘告，其知而不告者，亦邻罪之。谚文行用者，以弃毁制书律，知而不告者，以制书有违，论断。朝士家所芷，谚文口决书册，皆焚之”。

 

其后，虽然“谚解”事业亦有发展，但用汉语撰文著书者还是大有人在,一些重要文书或著作,多不用谚文。

朝鲜的史书不仅用汉语写成，其体例也多仿中国史书。

例如,《高丽史》为纪传体断代史书，经60年才编成。

其中有世家46卷，志30卷，表2卷，列传50卷。

不设“纪”而设“世家”，以之表示同中国皇帝的臣属关系。

 

其卷首“凡例”云：

 

“按《史记》天子曰纪，诸侯曰世家，今纂《高丽史》，王纪为世家，以正名分。其书法准《两汉书》及《元史》，事实与言辞皆书之”。

 

列传仿中国正史，依后妃、宗室、诸臣、孝友、烈女、方技、宦者、酷吏、嬖幸、奸臣、叛逆的次序分类。

再如《东国通鉴》(56卷)《国朝宝鉴》(90卷)为编年体史书，显然是深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朱熹的《通鉴纲目》之影响。

 

实录体史书，中国最早有南朝梁代的《梁皇帝实录》(早佚)，唐至元的实录多已亡佚，现仅存唐代韩愈的《顺宗实录》和宋代的《太宗实录》残本，明、清实录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李朝撰写本朝的史书，亦学中国之实录体写法，依后代王编写前代王实录的惯例，编写各代国王的实录。

（正文完）